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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窗口 對“承認”與“認識到”之爭的一種新解
中國美國史學界曾圍繞中美《上海公報》（1979年2月28日）和《中美建交公報》（1979年1月1日）中關于“承認”和“認識到”的表述差異問題展開了一場很有意義的爭論。這場爭論雖然已經結束一年多了，但留給我們的啟發是頗多的。筆者有意重提此事，乃是因為最近讀到《中國翻譯》2004年第1期刊登的、由親自參與《中美建交公報》中文版翻譯工作的著名翻譯家施燕華的一篇文章《淺談中美建交公報的翻譯》（以下簡稱施文）[1] ，文中提到了與此爭論相關的一些內幕。讀完該文后，再次重讀黃安年教授的《究竟是“承認”還是“認識到”？——就中美上海公報中的一個史實問題答羅志田先生》[2] ，總覺得有一種意猶未盡之感，便提筆寫下了這篇隨感。
《上海公報》和《中美建交公報》的英文版在一處提及有關臺灣與中國的關系問題時，使用的都是同一個詞acknowledge，但中文版中使用了兩種不同的措詞，即《上海公報》中的“認識到”和《中美建交公報》中的“承認”。這也是黃安年教授與羅志田教授爭論的焦點。黃安年教授認為，“上海公報中美國的‘認識到’和建交公報中美國的‘承認’是有區別的”。而羅志田先生認為，“美國政府的英文措辭既然未變，僅據中文文本的詞匯改變從語言學角度考證出美國政策的‘變化’和‘區別’，這一結論恐怕不立”。[3] 問題的癥結在于，美國政府的措辭究竟是否有變化？中文本的翻譯處理是否恰當？
要回答上述兩個問題，僅孤立地圍繞acknowledge一詞進行爭論，以這一個詞為根據作出判斷是很難令人信服的，有必要將其置于整個語境中進行綜合考察。我們先不妨對照一下該詞所處的兩種語境。
《上海公報》中的英文表述如下：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oes not challenge that position.
《中美建交公報》中的英文表述如下：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這兩段英文的措辭和語氣是顯然不同的。首先，兩個 acknowledge出現的語境相差很大。從語言語境來說，acknowledge后接的結構是有區別的，《上海公報》中接的是一個陳述臺灣海峽兩岸人民看法的賓語從句，而《中美建交公報》中直接跟中方立場（the Chinese position）這一賓語。因此，在兩個公報中，美國政府acknowledge的不是同一事物。而且，在《中美建交》公報中，表示“承認”的另一個詞語recognize多次出現，而在這里改用acknowledge只是與搭配習慣有關，在意思上與recognize是一脈相承的。從社會語境來說，簽訂《上海公報》時，美國政府對臺灣問題的立場仍很曖昧，而6年后簽訂《中美建交公報》時，應該說中美關系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簽署這一文件就是為了相互“承認”各自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的立場，涉及中美關系之根本的臺灣問題自然也不會排除在外。學過英語的人都知道，英語中存在大量一詞多義現象，其準確詞義只能根據具體的語境來確定，acknowledge一詞也不例外。對這一問題從語用學的角度進行一番研究，不難發現兩者的差異。也正是基于這一差異，中文版本中才出現了上面兩種不同的表述。[4]其次，在對只有一個中國這一“立場”（position）表態方面，兩個英文本也是相差很大的：在《上海公報》中，美國只是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do not challenge that position），而《中美建交公報》中則是對中方立場從正面予以肯定的“承認”（acknowledge the Chinese position）。綜上所述，如果把《上海公報》中的acknowledge譯為“承認”，則后面一句“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顯得累贅和多余，這種情況在字斟句酌、嚴肅重大的國際關系文本中顯然是不會出現的。另一方面，如果把《建交公報》中的acknowledge譯為“認識到”，則與全文的語氣顯然不符。由此可見，兩個中文本中關于acknowledge的處理是非常恰當的。而黃安年教授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應該說是正確的。
事實上，這種措辭差異也是中美建交艱難曲折的真實歷史過程的反映。美國政府從“認識到”臺灣海峽兩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到直接“承認”中國政府的立場，這無疑是中美建交關系史上的一大進步，其區別是顯而易見的。
語言是思想的媒介，語言的變化反映出來的必然是思想的變化。更何況英語是一種非常重視搭配的形合語言，同一個詞在不同的搭配語境中具有不同的意義，有時這種差別大得可能令中國讀者難以想象。因此，在閱讀和翻譯外文著作時，一定要吃透原文，以語境為基礎，切不可望文生義，把英語的一個詞與漢語的一個詞等同起來，因為英漢兩種語言一對一的情況是非常少的。而外交文件的翻譯更是這樣，正如施燕華指出的，“外交文件的翻譯一是要求高度的精確；二是要求譯者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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